戰國策.秦策》說:「諸侯不可一,猶建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!」意思是說諸候之心不能要求齊一,就像各種同樣會站立的雞,不能 全都要求齊一地站立在同一個雞窩的道理一樣清楚。

中國先秦真道、真儒的天道主義,和印度佛教的唯心主義,本來就是不一樣的思想,不能因為他們都叫作「思想」,也不能因為他們同樣形成於中國,或同樣落腳於中國,就一定要像新儒家那樣,把道 、儒、釋三家弄在一個意識形態的雞窩裡,妄求三家有「齊一之理」或有「一貫之道」或有「統一詮釋」。如果真的這樣作,那和要求「肉雞、鬥雞、蛋雞、家雞、野雞」等各種不同的雞,全 部齊一地站在同一個雞窩裡,豈不是同樣荒謬。

新儒家這批人,大概是頭腦裡封建君主時代,「一家獨大,一統學術,一手掌控」的封建思想餘毒還沒有完全消褪;所以他們有一種極強烈而幾近變態的「齊一」使命感;那就是絕不允許道、儒、釋三家思想分殊的真象 ,真實呈現於歷史;更不允許道、儒、釋三家思想,在未來歷史中繼續分殊發展。 道、儒、釋三家思想因內在本質不同,而自由分殊發展、各行其是的「不齊一、不同立、不同行」現象,對於新儒家的封建頭腦而言,簡直就是等同於「政權失控」或「政權滅亡」,那樣令他們難以容忍。

所以新儒家總是近乎瘋狂地找些自以為是的理由,並且創造一些自以為是的方法,想盡辦法把有獨立思想的道、儒、釋三家 ,以「合會、會通、一貫」的齊一方式,用他們創造的「心性論」、「工夫境界世界觀」弄在同一個 雞窩裡。再以新儒家思想為中心,將道、儒、釋,按他們所認定的優劣,依階級建構成一個完整的分封系統,以便於他們方便就近「照料」;藉此把道、儒、釋三家思想,整窩捧在自己手裡,以滿足他們封建時代殘存的階級獨大,與階級獨佔的儒家中心主義舊夢。

新儒家的「齊一」念頭,是封建君主駕缷各階級的「中心主義」思維,這種「封建中心主義」認為無論是什麼思想,只要在中國,就必須符合他們所訂的某種「中心 價值」;他們要求的是「封建階級一元」的統一,而不是「民主自由多元」的統一。所以新儒家不斷地把道家老子和儒家孔子,拉向他們印度佛教式的唯心主義 「心性論、工夫理論、境界論、觀念論」這些荒誕理論中。並以此「心性論、工夫理論、境界論、觀念論」為主核心論述標準,建立一個新儒家式的封建階級世界,如此真道、真儒、真佛,便全都成為這階級序列中的其中一個階級,再以道、儒、釋為次核心,進而統治著全中國與道、儒、釋相關的諸子百家。

新儒家想把三家思想弄在一窩,再整窩獨佔的念頭,強烈到了近乎偏執的地步。他們的成員毫不忌諱,並且口舌如一地公然掩蓋老子「修身、齊家、愛鄉、治國、平天下」 的成聖淑世主張,硬把老子哲學說成是隱居山林的消極 避世哲學,再向社會宣揚新儒家優於老子道家的謊言;新儒家甚至還明目張膽地藉教育勢力,將這個邪惡的謊言,編入台灣中小學及高中的國文及歷史教科書中,自青少年開始扭曲台灣人對老子和道家的看法。

新儒家甚至公然從莊子的經典中,偷走莊子的「內聖外王之道」 主張,來充當新儒家自己的主張,並且在教育界不斷向學子吹噓自己的新儒家是「內聖外王之道」。所以說,在台灣恐怕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不知道「內聖外王」根本不是儒家本有的思想主張,而是出自道家莊子書中的莊子思想主張,這就是新儒家公然欺騙台灣人,所造成的可悲結果。

我們並不是說,一個學派不能借用另一個學派的「字辭」,或不小心誤用另一個學派的「字辭」,便要受到外界過度的嚴厲苛責。而是莊子的「內聖外王之道」 是天道論的「內聖外王之道」,根本不是新儒家印度唯心論式的「內聖外王之道」,這點新儒家應該比誰都清楚;況且新儒家在學術強權下,公然強奪莊子「內聖外王」 積極入世之主張;又暗毀莊子「內聖外王」所仰遵之天道;再明貶「內聖外王」 之莊子道家為消極避世之學,甚至要年青人不要學習莊子。這種公然掠奪而毀人學術之手法,才是新儒家讓人不恥的重點之所在。

新儒家對孔子孟子也不手軟,他們毫不忌諱地,把印度佛教的唯心主義的「心性論」, 全面搬到孔孟真儒的身上;硬把孔孟真儒的「中國天道命性論」,改成「印度唯心心性論」。新儒家最大的夢想的就是用唯心主義的「心性論」,來作為中國哲學的齊一詮釋,妄圖把講「命性論」的老子、莊子、孔子、孟子,以及諸子百家,全都納入他們的「心性論」中。

新儒家還把宋明甚或者更早以前,三家正信人士最不恥的民間邪教「三教會通、三教和會」的假綜合法之「會通」主張,公然地搬到學術的台面上來使用,並且堂堂皇皇地在社會和大學校園裡散播「會通」邪說;造成台灣社會一片「會通」邪風,助長了 主張「五教一貫」的一貫道宗教在台灣不斷壯大。

新儒家封建的「封建中心主義」大頭症,促使他們不斷地往「三教會通」去鑽,非得搞出個道、儒、釋三家不得自成一家,三家不得自成一 派,三家不得根本有別,三家不得根本殊異,三家不得各走各的路,三家不得各講各的話,三家不得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,三家不得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, 三家不得各自分飛自由發展。非得要三家的人和思想全混在一起講,非得要三家的人和思想全攪和在一起談;非得要三家一定要你泥中有我,我泥中有你;非得要三家你要通我,我要通你 ;非得要三家通來通去,通成一團才肯罷休。

新儒家用盡心機,利用教育資源,在課堂上和社會上,不斷傳播「會通」 觀念。先讓國人意識裡,誤以為如果有誰不通三家,不附和新儒家的通來通去,就是工夫不夠,就是境界不高,就是觀念不開放,就是只偏於一家,就是與生活脫節,就是只有個人的偏激思想;接著再私 底下找一些三家信仰不夠堅固,或認識不清的人去會通, 以造成會通風潮;新儒家不但在真儒家內大搞會通,也在道教內大搞會通,更在佛教內大搞會通,通到最後道、儒、釋全都帶有一貫道的特色。逼得真道、真儒、真佛的三家正信 人士,個個敢怒不敢言,見到這些新儒家全都避之唯恐不及,深怕他們帶壞了正信宗風。

這新儒家的「會通」之學,就像孟子說的齊丐,城中三教正信個個避之唯恐不及,故城中三教正信無與立談者,這齊丐為了謀食,便去城郊墓地找那些喪葬業者會通。所以 台大哲學系的新儒家教授傅佩榮,在中國大陸演講,把儒家導師孔子的終身職業,說成是殯葬業,毫不令人驚異。

因為新儒家在邪辟之地「會通」久了,總以為聖賢的工作,細看也與郊墳之事無異, 無論是為生者或死者服務,終歸是為人服務,同樣是與生活最切近的「人生哲學」。所謂「心中有佛,口中即有佛;心中有牛糞,口中即有牛糞」,所以新儒家講孔子時,心中想來想去,就以自己在會通之下,再熟悉不過的殯葬業做為主軸來談孔子,以吸引旁人的目光,儒學以及孔子就此和殯葬學不分家了;這是台大學術環境不良,造成每下愈況的素隱行怪,本無足驚異;只是那些圍繞在傅佩榮身旁,並且聽得下去的人,就不用再講儒家遠離郊墳之事的「孟母三遷」了;甚至像基督教的耶穌,同樣不必大驚小怪地高喊:「讓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!」了,這些聖人神子,自己親身去作殯葬業,對新儒家來說,恐怕才是一種正確的新儒家進路吧!

所以像孔子自幼從事殯葬業,故所學主要音樂即是殯葬樂;孟母三遷,想必最後也搬回墳墓旁住,好就近學習殯葬業;像這樣的學說藉著新儒家的會通之學,將來繼續發展出來,也就毫不足怪 了。

新儒家既認為真儒可以與真道、真佛會通;如此再拿儒學去會通殯葬學,又有什麼不可以的?難道有人敢說中國的殯葬學,就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嗎? 難道有人敢看不起殯葬業嗎?難道有人敢對殯葬業有職業歧視嗎?所以新儒家通來通去,儒學就合情合理地一步一步通到殯葬學,孔子就變成殯葬業者了。

至於所有真道、真儒、真佛的三家正信人士,就是認為道、儒、釋三家根本有別,因此堅持存異存同,不亂會通;更認為自己的三家學術工作內容,和殯葬業的工作內容,絕對是根本有別的人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