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說佛教慈濟功德會的人，很多都希望他們的領導人證嚴法師，能夠靠著作慈善事業而像德蕾莎修女(Teresa of Calcutta)一樣，因為作慈善事業，而獲得諾貝爾獎。
慈濟功德會的人，可能不知道，德蕾莎修女其實是極具爭議的慈善人物，甚至也有對她非常負面的評價。
一位叫克里斯多福·希欽斯 (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)的記者，甚至寫書宣稱：「你所知道的德蕾莎修女，不只部份是假的，而全部都是假的。」
「德蕾莎修女全部都是假的」的評論，當然會令所有支持者大吃一驚，而認為那是反對者的惡意攻訐。但如果我們假設，德蕾莎修女獲得諾貝爾獎的好事蹟全是真的，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，能夠讓人指稱她「全部都是假的」的呢？
如果我們不能夠理解其中的道理，我們就永遠不會了解，為什麼台灣會有人，對那位想和德蕾莎修女一樣得諾貝爾獎的證嚴法師，同樣可以生出強烈的負面評價來。
其實我們如果能從《論語．公冶長．二十四》子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(醋)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的故事中，開始理解微生高被孔子批判的原因，其實很容易就能夠明白，為什麼德蕾莎修女和證嚴法師，都會出現負面評價的理由。
這個理由的關鍵就在於，微生高、德蕾莎修女、證嚴法師這些人，他們對別人的幫助，幾乎完全沒有付出自己那「符合於聲譽的勞動所得」。
一個人的「聲譽」有多高，應該符合於他付出的「勞動所得」有多少，如果付出的「勞動所得」比「聲譽」還少，這就是名不符實。
基本上，慈善事業，如果不是自己直接付出「勞動所得」，而是從別人那裡勸募來的「勞動所得」，那麼這種「轉手慈善事業」的經手人，根本就不應該享有比直接付出「勞動所得」的人還高的榮譽。
簡單講，一個沒有自己「勞動所得」的宗教人士，他就算一生從事「勸募勞動」，他也不應該擁有比被他「勸募」而捐獻的人還高的榮譽，因為「勸募勞動」的「勞動所得」，不可能會高到可以得諾貝爾獎。
甚至如果一個完全沒有從事「勞動工作」的宗教人士，他的衣食住行所需，全是來自於「勸慕經費」，那自己根本就是一個被「施捨者」，或者是一個藉「勸募工作」來生活的「勸募工人」或「勸募公司」的老闆，這種人的事業，和房屋仲介的「仲介工作」幾乎一模一樣，最多只能稱是「服務業」，毫無救世的功德可言。
從前佛教的法師稱為「乞士」，而不是「施主」。《法華義疏》卷一：「比丘者名為乞士，上從如來乞法以練神，下就俗人乞食以資身，故名乞士。」很清楚的說明佛教的法師就是「乞」的人，是「被施捨者」，而不是「施」的「施捨者」。
「乞士」的衣食住行所需，全都不是來自於「勞動所得」，所以如果有一天，各種各樣的「乞士」，打著「慈善」之名，大量「勸募」而集得龐大財物，其中部份扣下來作為自己平日衣食住行和在作「慈善」工作時所需的「成本」，其他部份則用來作「慈善」，這些「乞士」的「慈善」，根本就是帶著為自己衣食而從中「取利」的「假慈善」，比起士農工商和一其他人士，拿自己的「勞動所得」來捐款的「慈善」，豈不是更劣等？
所以說「乞士」藉著作「慈善事業」，忽然轉身就變成有大功德、大愛心的「施主」，這是絕對說不通，而會讓人質疑的。
大乘佛教批評上座部是小乘，罵上座部是自了漢，這是一種顛倒，上座部僧人到市街上托缽乞食，明白自己的衣食住行，是來自於「施主」的功德，所以對人民群眾，懷著感恩之心。
大乘貶低上座部的羅漢，搞出一些比羅漢還高的菩薩，然後宣稱自己是「自利利他」，「自利」是有，但「利他」就很難說，所以是一種自大。
一來大乘講佛法可以「利益眾生」，在別人看來也不過是一種宗教的宣傳，因為全世界每個宗教都這麼說，絕對沒有一個宗教會笨到講自己「不利益眾生」的。
二來大乘的僧人也沒有去找工作從事勞動，也沒有什麼自己「勞動所得」的錢財去當「施主」，也不知道大乘的僧人，究竟要拿什麼去「利益眾生」。
如果佛教像現在的殯葬業者那樣誦經賺錢，然後把這些錢拿來作「慈善事業」，這是會贏得眾人尊敬的，但是如果不去誦經賺錢，只搞「轉手慈善」，卻又說在「利益眾生」，還要稱自己是「上人」，那就會讓人懷疑。
孔子之所以批評微生高，是因為微生高玩弄「右手乞、左手施。」的求名手段；微生高有沒有付出勞力，當然有！他付出的勞力就是「不能公開的服務勞力」，但這個「不能公開的服務勞力」絕對比不上他的鄰人辛勤工作，賺到錢之後去買「醋」的「服務勞力」。
所以微生高雖然有付出「不能公開的服務勞力」，這種「不能公開的服務勞力」根本不值，也換不到一瓶「醋」的價值。
甚至微生高的鄰人，可能是誤以為「醋」是微生高自己要用的，所以才送「醋」給他，微生高的鄰人是在被矇蔽之下給「醋」的，所以微生高的「服務勞力」，不但不應該擁有一個「直」的聲譽，甚至還帶有欺騙性的「邪」的惡行。
至於像德蕾莎修女和證嚴法師，同樣以宗教的熱忱，公開而且努力向支持者「募款」，並且說明要「專款專用」，這樣難道還不能換來一個完全「正直」的聲譽嗎？
很多人可能沒有想到，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那就是「宗教」這件事，在部份人的眼中，從來就不是「正」的東西，甚至根本就是「邪」的東西，這可以稱為「宗教欺騙本質的迷思」。
由於很多人都有「宗教欺騙本質的迷思」，因此從「宗教」而生出來的很多「善行」，往往會被部份人，直接視為是為了擴張「宗教」而做的，有目的「假善行」。
就像台灣早期天主教，發放麵粉給窮人，大作慈善事業，很多台灣人卻根本不視天主教的行為是「善行」，而僅視為是「傳教手法」，所以天主教在部份人的口中，被貶稱為是「麵粉教」就是這個原因。
可見「宗教」作慈善事業，在最基本的立場上，絕對是會受到質疑的，「宗教」作慈善事業，一定會招來「偽善」的反諷，這是必然的。
不只是「宗教」作慈善事業，會招來「偽善」的反諷，「政治人物」作慈善事業，也同樣會招來反諷。
從前南朝的梁武帝，是篤信佛教的皇帝，他見到佛教達摩祖師後，對達摩祖師說：「我廣造寺宇，度眾人為僧，寫佛經、造佛像不遺餘力。凡此種種，有何功德？」達摩祖師回答：「並無功德。」
為什麼梁武帝的「善行」沒有功德？簡單講，梁武帝用來支持佛教的錢，若不是從人民的苛捐雜稅來的，就是去敵國那裡燒殺擄掠搶來的，這種「善行」，那裡能有什麼功德？
如果達摩祖師回答：「有功德。」那豈不是鼓舞梁武帝去徵苛捐雜稅，甚至去燒殺擄掠，來廣造寺宇，度眾人為僧，寫佛經、造佛像。
建立在「宗教」這種，不被確認為是「正」的東西之上的「善行」，會受到質疑是必然的，如果是建立在邪惡之上的「善行」，那就更不會被認為是真的「善行」了。
就像頂新集團老闆，賣黑心油來賺錢，然後捐錢給佛教慈濟的證嚴法師，這樣的「善行」，不但沒有功德，最後連在醜事爆發後，安慰頂新老闆的證嚴法師，也一併被人視為臭味相投的一丘之貉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因為佛教慈濟的證嚴法師，已經站在「宗教」可能被視為「邪」的立場，這個「宗教」立場再加上「黑心商人」的「邪」的立場，那就絕對無法避免要捲起一個巨大的「反邪」風暴。
所以說，「宗教」作慈善事業，本來就是不容易被相信的，所有的宗教都應該要深刻體認到這一點，想作慈善事業，就去作慈善事業，不想就別去做，不要妄以為自己作慈善事業，是自己的「付出」，更不要以為作慈善事業，是別人的「獲得」。
因為「宗教」作慈善事業，「付出」的是付錢的「施主」，根本不是「乞士」；別人的「獲得」是來自於「施主」，根本不是來自於「乞士」。
像佛教慈濟功德會的支持者不斷宣稱：「慈濟在台灣，付出了很多！」這樣的話聽在部份人的耳朵裡，簡直刺耳得要命，有些人甚至會恨不得除之而後快，只是「慈濟人」自己沒有感覺罷了。
替慈濟和證嚴法師辯解的釋昭慧法師，她不斷講是其他宗教的人鼓動「消慈」，好像反慈濟和反證嚴法師是宗教鬥爭，其實未必全是如此。
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，各種民主運動，間接帶出來的社會反宗教思想，和反宗教的心態，才是反慈濟和反證嚴法師，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。
所以說，宗教人士過去那種自以為「慈善」的心態，是極為要不得的，「宗教」雖然「勸人為善」，但「宗教」本身並不被社會視為是真的「善」，這是宗教人士心裡必須明白的，不然只會讓人更討厭。
很多「宗教師」可能沒有注意到，在對宗教有疑心的台灣社會中，人們普遍是把「信徒」和「宗教師」完全分開的。
在部份人眼中，「宗教師」是宗教騙子，而「信徒」則是一群受騙者，所以「宗教師」和「信徒」是被劃為兩邊的。
尤其是那些越是神化自己的「宗教師」，越是會被直覺地視為宗教騙子。越是相信那些神化自己的「宗教師」的「信徒」，越是會被直覺地視為「宗教的受害者」，這可以稱為「宗教師欺騙本質的迷思」，「宗教師欺騙本質的迷思」事實存在於很多人的心裡，你反對也沒有用。
所以即使「慈濟人」自認為和「證嚴法師」是一體而緊密不可分割的，但在部份人的眼中，「證嚴法師」和「慈濟人」絕不是一體的，在部份人眼中，「證嚴法師」是騙人的人，而「慈濟人」則是被騙的人。
這是很有趣的，「宗教師」自認為在拯救「信徒」，而「信徒」也認為「宗教師」是在救自己，甚至很多「信徒」還熱誠地希望，能找更多人來歸依自己的「宗教師」，而獲得拯救。
可是偏偏社會上有部份人不這麼想，他們反而認為「宗教師」是騙子，而「信徒」則全是受騙者，這部份人不全是無神論者，有部份是「反神化宗教師」的有神論者。
所以當台灣社會在強烈批判「證嚴法師」時，其實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去批判「慈濟人」，因為「慈濟人」是被視為受害的「信徒」，這是很多「宗教師」一直沒有認清的事實。
所以當釋昭慧法師說出像：「感恩慈濟人無怨無悔付出！慈濟人為台灣付出很多！」這樣的話時；台灣社會上，很多人會直覺地以「宗教欺騙本質、宗教師欺騙本質」來把「證嚴法師」和「慈濟人」分割看待。
對這部份人來說「慈濟人無怨無悔付出！慈濟人為台灣付出很多！」根本不代表「證嚴法師無怨無悔付出！」也不代表「證嚴法師為台灣付出很多！」因為他們潛意識裡依然認為「慈濟人」是被「證嚴法師」欺騙的一群人。
所以說很多「宗教師」在「信徒」的長期簇擁供養之下，會不知不覺忘記了台灣社會在民主過程中，長期不斷尋求人身自由，以及反中心主義下，所連帶形成的「宗教欺騙本質、宗教師欺騙本質」的觀念，因而不知不覺地和持有這些觀念的人對抗。
「宗教」是不是一定有「宗教欺騙本質、宗教師欺騙本質」雖是見仁見智，但一個「宗教」或「宗教師」變成巨大而有重大影響，甚至帶來重大不良影響時，或有一些不當的行為時，人們就會越來越相信，而更增強「宗教欺騙本質、宗教師欺騙本質」的想法。
所以說「證嚴法師」帶領「慈濟人」捐款，在「宗教欺騙本質、宗教師欺騙本質」之下，「證嚴法師」的「慈善事業」必然會受到質疑。
「證嚴法師」的「慈善事業」，真正捐款者是「慈濟人」，並不是「證嚴法師」，「證嚴法師」只是「促成者」，「促成者」所行的是和微生高一模一樣的「轉手慈善」。
一個「轉手慈善家」，擁有所有「捐款者」所建立出來的功勞和聲譽，甚至擁有比「捐款者」還高的功勞和聲譽，孔子早已經下了「邪」的「不直」批判，如果其中還留有一些弊端，那就更會落人口實。
一個「轉手慈善家」沒有付出「合於聲譽的勞動所得」，卻取得了「名過於實」的「聲譽」，甚至還留下了一部份的錢財，沒有實現專款專用，最後一定會受到批判。
德蕾莎修女和證嚴法師，以「宗教」行「慈善事業」，卻都受到批判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她們得沒有付出自己那「符合於聲譽的勞動所得」。
就算她們確實都沒有批評者所說的「不良行為」，但她們一旦取得了「慈善之名」，就一定會受到批判，更何況還受封為「上人」，或得到諾貝爾獎，那就更會受到批判。
多數「宗教」根本就不適合參與「慈善事業」，尤其是自己完全不事生產的「宗教師」，根本就不應該享有「慈善」之名，因為一個不事生產的「宗教師」，其生活本身就是「被慈善」的對象，怎麼能夠反過來成為「慈善家」？
一個不事生產的「宗教師」作「慈善事業」，雖然有「服務業」的勞動性質，但是任何從事「服務業」的人，都絕不會視自己為「上人、上師」，那為什麼「宗教師」從事「服務業」，難道就可以標舉自己為「上人、上師」？
「宗教」本身就是受質疑的，「宗教」從事「慈善事業」必然會讓人疑上加疑，如果不事生產的「宗教」的「宗教師」，從事「慈善事業」卻自封「上人、上師」那就更會被懷疑。
這就是為什麼很多「宗教」和「宗教師」之所以不明白，為什麼自己做了這麼多「慈善事業」的好事，甚至也愛貓愛狗，還從事環保愛地球工作，別人卻完全不領情，卻反而來中傷污衊自己的原因。
